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60周年：學界詳解被掩蓋的文革真相 ——「集體殺戮」

歷史事實和大量學術研究顯示，共產政權國家的每一場運動常常伴隨著可怕的政治暴力與「集體殺戮」（包括國家恐怖、清洗、鎮壓、強制勞動、饑荒導致的大規模死亡等），半個多世紀前發生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這些研究不僅對文革時期的死亡人數有了更接地一些的估算，更有助改變人們對文革的一些錯誤認識：文革時期造成死亡最多的不是人們最熟知批鬥，而是基層發生的血腥的「集體殺戮」。

談起文革中的暴力，文學影視作品中通常出現的是文革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批鬥場面。然而這些年隨著文革絕密檔案的公開和研究的深入，一些海外華人學者發現，文革時期大部分死亡並非源於批鬥，而是至今被中國政府的竭力掩蓋的「集體殺戮」，而這種殺戮往往發生在基層和農村。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文革研究學者宋永毅介紹說，過去十幾年，一些機密檔案和「集體殺戮」資料陸續被帶到海外，公之於眾，如廣西文革和湖南道縣的機密檔案，以及像何清漣、遇羅文、譚合成、鄭義、啟之等人的調查報告和民間記錄。

2016年和2017年，宋永毅、程鶴和他們的團隊收集整理、編輯的廣西文革機密檔案及續編、湖南道縣及周邊地區文革大屠殺機密檔案等資料，包括《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資料庫》陸續出版，文革中的大屠殺才逐漸為世人所知。此後不斷有新的歷史資料出現，證明文革中的大屠殺事件的存在。

據1984年廣西自治區「處遺辦」的統計，全區有名有姓的死亡人數為8.97萬人，官方核實武鬥致死僅為3,000至4,000人左右，約95%以上的死者是在非武裝衝突狀態下，被「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打死和槍殺」的，這也是廣西文革屠殺的最顯著特徵，也是文革時期「集體殺戮」的最典型代表。

最令人震驚的是在武宣、武鳴等縣發生了非饑荒背景下的「人吃人」現象，全廣西約有30個縣市發生過此類事件。官方機密檔案《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中記錄有名有姓或有統計的被食者至少有302人；另有民間調查，指有名有姓的被害人為421人。

宋永毅說，文革中這樣的大屠殺至少有11起，大約分為三類，第一是軍隊對平民的直接殺戮，如青海軍區1966年2月23日對佔據了《青海日報》的「818」造反派的剿殺和1975年春昆明軍區對沙甸回民的「平叛」。

第三種主要針對少數民族，如內蒙古借深挖「內人黨」對成千上萬蒙古族群眾的殘害便是典型。有時，這三種類型也混合出現，宋永毅說。

就源發性而論，道縣的事件爆發的時間較早，在1967年8月。而廣西、內蒙等地的大屠殺一般要到1968年中才大規模地發生，他解釋說。

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帶領的學術團隊也建立了「縣誌資料庫」（1998-2010），通過對2200多本地方誌進行大規模的量化處理，建構大規模的資料庫，揭示了文革動蕩在全國的時空演變，成為研究文革基層政治暴力的基石。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蘇陽當時師從於魏昂德，他不僅是這個資料庫最核心的成員之一，更是最早利用資料庫資料對文革進行研究的學者之一，其成果便是享譽學界的《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一書。

蘇陽說：「縣誌由地方政府編撰，並且由官方出版的。所以其中有關文革暴力的記錄偏於簡略，甚至隱瞞。即便如此，根據廣東、廣西兩省的縣誌整理出來的圖景，還是觸目驚心。」

通過數據和統計模型進行文革研究的一個優勢是可以更精準地對「集體殺戮」進行描述。如其中一個廣為人知的成果便是對文革死亡人數的估計。

文革死亡人數，一直有兩個廣為流傳的說法，一是當時的中共中央研究室1984年編寫的內部資料估計，文革十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72.8萬；另一個經常被引用，是時任中共領導人葉劍英的說法，稱文革中超過2000萬人非正常死亡，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葉的說法卻無從通過官方途徑考究。

基於1,530本縣誌中提供的資料，蘇陽和魏昂德教授估算出，文革中農村的死亡人數介於492,000至1,970,000之間。基於2,213個縣市誌，魏昂德又估算出1966-1971年間死亡人數約110萬至160萬，直接政治迫害受害者約2,200萬至3,000萬。

在這兩個省份，超過半數的縣曾發生過「集體殺戮」。縣誌中顯示的「集體殺戮」的時間點也可以推斷出文革中絕大多數的死亡是由於殺戮而非批鬥或武鬥導致。

宋永毅說，發生在中國文革中的這十多起大屠殺慘案無一不是各級國家機器行為。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因為共產中國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在文革中，凡動用一個排以上的兵力都必須有中央軍委甚至主席毛澤東的親自批准。如中共黨內關於廣西大屠殺的機密文件也承認，廣西殺人多是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的；殺人多是在非武鬥情況下，被個別或集體加害的。」

「當然在每一個集體殺戮事件裡，施害的國家機器的級別層次和它們發揮的功能稍有不同，有的是直接策劃和組織，有的是積極參與，有的則是縱容預設，」宋永毅說。

他說，哪怕是廣西文革中出現的「人吃人」的狂潮，根據機密檔案的記載，絕大部分的「吃人案」不僅是代表中共國家機器的那些人的親力親為，還是他們推波助瀾的直接後果。對「人吃人」風潮的間接支援和直接縱容還來自權力的更高層面。

與宋永毅從國家政策、高層政治角度分析文革「集體殺戮」不同的是，蘇陽則選擇從「社區視角」更為動態和微觀地看文革時期的「集體殺戮」——來自國家的支援，如何使得普通人成為殺人者？「集體殺戮」為什麼會在那個時間那個地方發生？

「我提出的社區模型，也就是沒有中央政府明確的滅絕政策的條件下，滅絕殺戮仍然可能發生了，即所謂鄰居殺鄰居的現象。這一點，文革農村的『集體殺戮』體現得明顯。延依此模型，進而可以對歷史上的重大屠殺事件找到新的發現。」

他說，比如在希特勒的德國，很多迫害和殺戮，其實不是國家組織進行，而是公民自發而為。盧安達的屠殺雖然有政府號召，其實施過程也發生在基層社區裡，鄰居撲向鄰居。

在具體分析廣西和廣東兩地的「集體殺戮」的發生機制時，蘇陽指出，文革時期，劃分階級敵人、激勵潛在的行兇者以及法律解體，幾乎是一個全國普遍現象，也是從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就不斷推進的進程。

他說，比起其他地方，廣西省和廣東省還有兩個其他省份沒有的進程，一個是獨特的移民歷史，這使得兩省人沉浸在濃重的宗族認同和相互競爭的文化之中，這一點為其他進程的發揮提供了強大的基礎；另一個進程便